2022年7月23日下午，在浙江省金华市某小区内，巨大的坠落声从十一幢三单元传来，躺在地上的是五十一岁的空调安装工人王柱力。他仰面朝天，四肢张开，鲜血从他的脑后缓缓流出，原本红润的脸色一瞬间转为煞白。

  周康华赶到医院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，手术室亮着“抢救中”的红灯，有点刺目。王柱力的妻子坐在门口，哭过一场，只剩下麻木的平静。

  周康华今年49岁，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的一个小村庄。23岁那年，周康华进入武义县万鹏厂，成为了一名彩印技术人员。他一天工作14个小时，可以拿到60 块钱，60块钱是一个有点尴尬的数字，足以维持他的生活，又难以给他的家庭带来什么显著的改观。本来，他将循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——在厂里打工，挣钱，日夜重复着一模一样的程序性工作。然而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初入社会的男人。1999年4月，万鹏厂倒闭，周康华成为一名下岗员工。事业最为动荡的那一年，刚好是周康华和妻子吴小芳成婚的第一年。

  之后一个月，周康华每天早出晚归，四处奔波寻找工作，但都失败了。为了给这个小家庭更好的生活，他决定去学装空调的技术。1999年6月，周康华向丈母娘打了张欠条，借了1000元钱，只身前往金华拜师学艺。经过四处打听，他听说了宋树力。宋树力是浙江浦江人，也是金华有名的空调安装工。周康华给朋友塞了两条烟，托人将自己带到宋树力的住所，向他请教空调的安装修理技术。正是在这里，他结识了同来求教的兰溪人王柱力。同是为生计奔波的异乡人，他们很快熟络起来。

  最近一次见面是王柱力出事三个月前。2022年4月3日，应公司安排，王柱力来到武义安装空调。按照两人的惯例，谁到对方所在地区干活，就通知另一方出来见面吃个饭，那次也不例外。王柱力装完空调已是晚上九点，周康华如约而来，两人随便找了家小餐馆，点了一些烧烤和冰啤酒，聊一聊近况。周康华记得，那天王柱力表现得很疲惫。与他相比，王柱力的日子要艰辛得多。因为先天愚型的儿子，他每个月要向医院支付2300元的治疗费用，但效果甚微。为此，王柱力每天多地奔波，同时负责多家空调售卖店的安装工作。交谈中他还透露，自己最近和奥克斯空调的一个售后经理关系不错，几番“打点”，马上能够最终靠经理承接金华地区的奥克斯空调的售后安装工作。讲到这个，王柱力黝黑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，仿佛终于能卸下身上的一部分担子。昏黄的灯光照在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身上，一切都仿佛回到了二十一年前。

  2002年4月，学到技术的周康华与王柱力初出茅庐。为了谋生，他们一同去往杭州。21世纪初的杭州，GDP已经高达1780亿元，位列全国中大城市第八。生活品质的提高带来了供不应求的空调市场，像一个“香饽饽”，吸引着周康华和王柱力前往。

  21年前，杭州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，没有地铁，公交车也不能覆盖城市的每个角落。为了方便干活，两人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，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。“管他刮风下雨还是大太阳，这辆自行车就是我们吃饭的工具。”周康华说。这辆自行车是他的宝贝。公司安排他们上哪安装，他们便蹬着自行车上哪去，经济的窘迫让他们默契地不提休息二字。两人相互搭档，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十点，中间随便应付两顿饭，晚上回到阴冷的地下室倒头就睡，无另外的任何活动。“一天能装六七台，有时多了能装八台九台。”提到这个，周康华脸上流露出一股自豪感与得意劲儿。当时付给空调安装工的市场价是50元一台，两人一天大概能挣300-400元，平均一人一天能挣100来块钱，在那个杭州房价3000元/平方的年代，是较为可观的收入。

  遗憾的是，这种在大城市里相互扶持的工作只持续了一个多月。2002年6月，妻子吴小芳给周康华发消息，说自己查出了肺结核，要马上住院治疗。无奈之下，周康华告别了自己的“战友”，卖掉自行车，带着40多天挣的两千块钱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  阔别两个月，见到丈夫的时候，吴小芳眼眶红了。“两个月前一百五十斤的人怎么能瘦成这样？”看着眼前这个一米七五，体重却只有不到一百二十斤的丈夫，吴小芳无比心痛，她知道丈夫做这行的艰辛，也后悔自己两个月前同意丈夫去杭州打拼。妻子的眼泪让周康华心软，他答应吴小芳留在老家，既是为了照顾妻子的身体，也还是为了让她安心。

  2002年7月，周康华在老家找到永良家电和大世界家电负责人，承包了这两家的空调安装工作，妻子吴小芳的病也在慢慢好转。王柱力在杭州干了三个月后也回到了老家，用这几个月攒下的3500元买了一辆属于自身个人的二手面包车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拼，一切仿佛都在步入正轨。

  工作是确定的，钱赚得比之前多，丈夫也在身边，但有时候吴小芳还是会没来由地心悸。她好像患上了疑心病，总是在担惊受怕。夜半里她靠着丈夫因为打呼微微起伏的胸膛，总是忍不住担忧，又马上打散自己不吉利的念头。在看过周康华工作的场景与操作之后，她的噩梦只剩下永恒的主题——坠落。

  事故发生当天，周康华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，是来自王柱力的：“在武义，结束打你电线摄氏度，空调销售异常火爆，周康华一天接了四台空调的活，根本没时间看手机。这是他收获满满的一天，忙碌之余心情还算愉悦。然而，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。当晚，王柱力所在急救室的灯亮到了凌晨12:05。

  三天后，医生告知家属，由于王柱力坠落时脑部着地，大脑皮层损伤严重，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。听到这一条消息，王柱力的妻子杨晓悦瘫坐在椅子上。为了上班，她连续三天在武义和兰溪来回奔波，都没有来得及换下深蓝色工作服。衣服破旧得起了磨毛，裤子上蹭着机器运作扬起的灰尘和碎屑。她的手也因为多年的劳作，变得像衣服一样粗糙。像是没回过神，杨晓悦一遍遍地搓着脸，几遍后终于没忍住低声哭了起来。杨晓悦是兰溪市一家铝材厂的工人，为了赚更多的钱给儿子治病，没有读过书的她和丈夫一样，选择了一份危险的工作——铝材挤压工。夫妻俩平时都很节俭，除了衣食住行的必要开销外，绝不多花一分钱。他们家唯一一辆银色的面包车，是十一年前王柱力从杭州回来，为了拉空调咬牙买下的二手货。最近几次年检时总因为这里破那里坏的过不了关，王柱力几次想换，却又舍不得钱，只能想尽办法托关系，在“缝缝补补”中“蒙混过关”。

  等待最终生死审判的三天里，杨晓悦甚至没向工厂请一天的假，她不敢停下来。她做的这份工，手停口停。对这个不识字的中年女人来说，三天的工资是她付不起的代价，丈夫的出事又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。杨晓悦说：“早知如此，就不让他去那个破公司干了，为了这么一点钱，不值得啊！”“当时真的很绝望，要撑不住了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

  安装空调不仅仅考验着安装人员的心态，也让他们的家属担惊受怕。起初，听到丈夫要去学装空调，吴小芳是打死不同意的，她知道干这行的危险性，也心疼丈夫要干重活累活。为此，夫妻俩还大吵了一架。吴小芳拗不过丈夫，又想到必须得攒钱买房，终究是妥协了。

  “他每次出去干活，我都提心吊胆的，”这是吴小芳对别人说得最多的。丈夫从事这行后，吴小芳开始过分在意新闻。那些安装工人因操作失误坠落致死的报道充斥在她的内心世界，让她惶惶不得心安。在看过一条某空调安装工因手机声音分心而差点坠落的新闻后，吴小芳再也没在周康华上班时间给他打过电话。这看似意义不大，但她内心的惴惴不安只有如此的徒劳安慰才能纾解。

  2003年3月9日，吴小芳已经怀孕37周，预产期将近。晚上七点半，周康华还在外面装空调，吴小芳突然感觉肚子疼，但她始终不敢打丈夫电话，怕他在干活时分心。此时家中只有吴小芳一人，她忍着剧痛敲开了邻居的门。等周康华装完空调，赶到医院时，他的宝贝女儿已经出生两个小时，七斤八两，小脸红扑扑的，依偎在母亲怀里安详地睡着。

  2001年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发布了《国家空调安装标准》，规定空调器安装人员一定经过培训、持证上岗，但这些规章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。“我们那时候查得不严又没有强制，费钱又费时间的，”提及这件事，周康华笑笑，“几乎业内所有人都了解这一个规定，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？人家只管你会不会装，哪个管你有没有证……”于是，周康华和王柱力“无证上岗”了整整二十三年。

  2022年8月底，距离事故发生已逝去了一个月，王柱力正式被宣告为植物人。妻子杨晓悦带他去了武义康宁康复中心，这也代表着这个家庭即将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。至于后续治疗效果怎样，医生也不敢妄下定论。

  由于当时王柱力急于挣钱，还未与相关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和保险便匆匆上岗，公司以王柱力是“临时工”的理由只愿意承担部分赔款。2022年10月，杨晓悦多次讨债无果后，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  然而王柱力是“无证上岗”，有错在先，雇佣公司又未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与保险，相关责任与保障问题没办法得到落实。在双方都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，赔偿并不是一个能轻易解决的问题。

  2023年4月，周康华接到通知，最新政策出台，国家将严格整治督查高空作业行业，空调安装人员一定要有市质监局颁发的特种作业证，即高处作业证，否则不予上岗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先放下手头上的活，自掏了1040元的培训费，在武义呈祥技校接受为期五天的专业培训。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后，他才真正“持证上岗”。

  “拿到证的那一刻，好像变得安心了些。”周康华觉得过去的自己就像是流亡在外的逃犯，为了生计“苟且偷生”，现在拿到了这张工作资格证，就有底气了些。周康华说：“道理都差不多，只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，不过还是培训过后好些，总比咱们‘野生放养’的强。”

  得益于国家对高空作业的严格管理与监管，以及企业对员工安全保险制度的加强完善，2023年，全国高空作业安全事故发生率下降到约0.1起/万次，合法正规高空作业人员的保险也逐步得到落实。遗憾的是，王柱力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其中的“幸运儿”。

  高空作业事故的发生概率看似微小，但当灾难降临到一个家庭时，就是百分之百。

  周康华身高一米七五，体格称得上壮硕。由于长期需要背空调内外机上楼，脊椎长期被重物压迫，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，即使站直了也有点微微地驼。每次干活旧疾发作时，他既直不起腰，又弯不下身，只得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缓一会，稍微好点后又继续干活。

  辛劳不意味着高收入。空调售卖淡季时，周康华一天的收入几乎为零，但到了旺季，他一天最多要接七八台的活。早上六点出发，晚上干到凌晨一两点也是常态。因为不规律的饮食上的习惯和长期缺乏睡眠，周康华的头发一片一片地掉，整个人也没什么活力。“只是眼睛一睁就拿着铁架出门，晚上回来倒头就睡，至于吃饭就是随便凑合，”吴小芳说，“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他去干这行。”

  其实夫妻俩彼此都心知肚明，当年的一念之差并非偶然，而是迫于生计，别无选择。当初压在他们身上的家庭重担要远大于个人意志。

  王柱力坠落原因的判定没有经历什么波折，老工一听就知道，“掉下去不用说，肯定是因为没带绳”。高空作业未依规定系好安全绳而造成的悲剧不胜枚举，但急于赚钱的安装工人向来是有侥幸心理的，少系一次安全绳，就能省下几分钟，一个几分钟，两个几分钟……省下来了好多个几分钟，却也无处去使了。即使如此，王柱力的家人却始终没有办法接受。“他总是这样心急，想着这台装完去装下一台，现在好了，把命都搭进去了！”杨晓悦哭着说。王柱力干起活来总是很拼命，想着能多装几台就能多挣些钱，好给儿子治病，却没考虑到自己也四十多岁了，手脚和敏捷度都大不如前。或许在他心中，他永远都是那个家庭的顶梁柱。

  不仅仅是王柱力，周康华也是如此。“楼层低的时候几乎不怎么系，太费时间，影响效率，”周康华直言，“探出窗外有时候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，觉得脚底下空空的。”每次将身子探出窗外时，他都会一只手紧紧抓住窗台边缘，另一只手将空调外机和三角铁架递出去，再进行嵌合、拧螺丝、固定等操作。在确认安装到位且无误后，他才能将身子伸回来。就是这样一个“半里半外”的状态，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四年。这份拿命在博的工作维持了这个家庭二十四年的生计。

  资料显示，2015年至2021年间，全国从事高空作业的人员数量起伏较大，时而正增长，时而负增长。除了高风险，从业者数量的波动原因还与周康华口中的“季节性”有关。“淡季赚不到钱，旺季又忙不过来”，正是由于这样不确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机制，在一大批新人加入进来的同时，也会有一批人退出，他们或许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，在想尽各种办法寻找生活的最优解。

  2015至2021年间全国高空作业人员数量及增长率（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、智研咨询）

  从意外发生到现在，周康华只去过康复中心两三次，看着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拼过的“战友”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是一件残忍的事。更多时候，他都会悄悄给杨晓悦塞点钱，也帮着照顾王柱力的儿子。

  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，周康华路过现场，小区的傍晚有些热闹，放学或下班的住户穿过十一幢楼围起的警戒线，在暮色四合中回到住所。那片地面被清洗过，只剩下淡到几乎看不太出来的血迹。楼不高，周康华抬头看，王柱力掉下来的地方是三楼，仅仅8.4米。

  “也许我会一直干下去，也许明天就不干了，谁知道呢？听天由命吧！”对于未来，周康华也不确定。闲下来的时候，周康华时不时会打开微信与王柱力的聊天界面，时间停留在2022年7月23日。